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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傲慢与偏见丨黄昱宁工作室解读

发布时间:2020-10-14 06:04:56 阅读: 来源:自吸泵厂家

关于作者

简·奥斯丁是英国十八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小说家,她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质疑鲁莽的浪漫,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她的作品时刻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

关于本书

在世界名著系列里,《傲慢与偏见》在知名度和亲和力上至少可以排进前五。如果要形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在全世界,尤其在英国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只需要打开英国人的钱包就够了。新版的十英镑纸币上就印着奥斯丁女士的头像,跟英国女王平起平坐。《傲慢与偏见》主要讲的是乡绅班纳特一家嫁女儿的故事,在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童话背后,一幅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画卷正徐徐展开。

核心内容

前言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一本经典文学名著《傲慢与偏见》,在世界名著系列里,《傲慢与偏见》在知名度和亲和力上至少可以排进前五。这本书的作者简·奥斯丁女士,是英国十八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可以说前无古人。如果要形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在全世界、尤其在英国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只需要打开英国人的钱包就够了。新版的十英镑纸币上就印着奥斯丁女士的头像,跟英国女王平起平坐。

与这形成反差的是,大部分人只是模糊地知道,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谈恋爱的故事,但画风并不是罗密欧朱丽叶那种。《傲慢与偏见》跟奥斯丁其他作品一样,基本上没有缠绵悱恻、生死相许的情节,只有舞会、牌局、串门和没完没了的聊天,结局总是大团圆。在这些琐碎的家长里短中,理出来龙去脉,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透过家长里短,理解这部小说究竟靠什么长盛不衰,就更不容易了。

《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796年。要进入一个两百多年前的故事,你首先需要具备一个大致的时空概念。英国当时正处在摄政时代,也可以看作是从乔治王时代向著名的维多利亚王朝过渡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基本面貌是什么样呢?农村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向海外开辟新航路的事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离高潮尚远,还要再过三十年蒸汽机才能被搬上铁路。所以你看,《傲慢与偏见》里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得通过马和马车,各位女士的活动范围、出行规划都得受制于马匹的速度和马车的配置。奥斯丁在这些问题上非常精确,以至于你读完小说之后差不多能在脑子里勾勒出那几个郡县、村庄的线路图,标出在它们之间往返的时间。你还能发现,奥斯丁很善于利用这种精确的时间概念推动小说的关键情节。

简而言之,《傲慢与偏见》的时代,英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科技上都在走上坡路,日不落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即将到来。各种新兴的生产模式都在催生能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人际关系以及文化内涵。城市化尚未进入加速膨胀期,但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一股稳定的、举足轻重的势力。牧师、商人、律师、乡绅,这些头上没有爵位、手里攥着“新钱”的人,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创造出可观财富之后,他们当然也希望自己的政治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叫社会转型期。

观察转型期的人情世故和风尚变迁,这是刺激一个小说家写作欲望的好理由。但是,具体落实到奥斯丁和她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恐怕还得考虑到当时相对特殊的文本环境。那时的英国,“小说”这种题材还处于青春期,虽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尔丁开道,但是它还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里还处在相对底层的地位。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称为浪漫主义时期,可是当时台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那时的小说家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网络小说草创时期的样子,海量的作品,强大的流传度,作者虽然能获得一些实际收益,但作家地位基本上处在“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更有尊严更有追求的男作家男读者,往往羞于混迹其中,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读小说的是女人,写小说的也是女人。

说到这里,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奥斯丁小姐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开始构思小说的:她成长在英格兰南部一个还算体面的教区牧师家庭,在家里排行第六。和当时标准的中产配置一样,奥家的孩子,包括女性在内,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有条件大量阅读。奥斯丁小姐也按部就班地谈婚论嫁,据说她跟一位爱尔兰律师谈过恋爱,双方家庭条件都比较一般,但双方家长对于这场婚姻的投资回报率都有更高的期待,因而婚事没有谈拢。

当时社会的男性,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在婚姻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那位爱尔兰律师很快就忘了这段插曲,继续努力工作,另娶了别家的千金。我们的奥斯丁小姐被耽误了终身,但这对于文学史而言倒是一件好事——本该用来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的时间,她用来读书,用来观察,用来写作。

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奥斯丁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比较狗血,简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或者在感伤小说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们总是眼泪汪汪,动不动就要昏过去。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传奇故事更有趣?这样的问题,简小姐也许在昏暗的烛光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回。实际上,当奥斯丁决定要突破套路、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时,她就真正地改变了文学史。因为后来的评论家发现,如果没有她的推陈出新,那段时间就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名字、一部像样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深藏在闺阁之中的老姑娘简·奥斯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这种情况跟后来群星璀璨的十九世纪大不相同。奥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认——她几乎是单枪匹马、悄无声息地填上了这个空白。

第一部分

比起写什么,怎么写是个更大的问题。让我们踩着奥斯丁的节奏,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架构,怎么展开的: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户姓班纳特的乡绅家庭,班家膝下无子,一共有五个待字闺中的女儿。故事一开场,班太太兴高采烈地向班先生报喜,说附近的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新主人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阔少爷彬格莱先生——重点在于,彬格莱是个单身汉。

班太太很激动。班先生其实也很激动,但是他表面的涵养功夫不错,嘴上不冷不热,暗地里自己去邻家探访了一番,回来向太太汇报,让她安心等待彬先生回访。要弄明白这对夫妇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为什么如此激动如此投入,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一件事:英国十八世纪的财产继承法。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法律相当奇葩,既复杂又不近情理,它造成的大量纠纷正是过渡历史时期的产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详细讲讲。十八世纪的英国采用复式继承制,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奉行的是不同的规则。动产相对合理一点,通常分为三份,妻子、儿女和教会各得一份。按照这个规则,班先生如果去世,则班太太和她的五个女儿一共可以在动产部分得到五千英镑,另外班太太自己也有一笔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共计四千英镑。

然而,和我们今天一样,家庭的主要财产是不动产,比如地产。班家的小日子之所以过得凑合,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处地产,每年可以给他们带来两千英镑的稳定收入。然而,这笔钱只能领到班先生去世为止,因为当时英国的土地承袭中世纪的封建宗法传统,把长子继承制作为第一原则。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保持土地和房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国家管理,长子在继承基业的同时也得承担教养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但这种从政府角度看一劳永逸的办法,在实行起来常常碰到问题。好比班太太,一直生到第五个女孩之后,才发现不动产没有长子可以继承。她早年从未担心过这一点,吃穿用度从不省俭,如今却为此日夜焦虑。

比长子继承制更糟心的是限定继承权。英国的土地权属错综复杂,很多地产在相当长时间里都附带着古老的封地义务。这种义务来源于距今一千多年前的诺曼王朝,非常复杂,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这种土地是国王的,一层层往下分封,但是你不能白拿这块地,得有男人服役,从小说的情节看班家的地正是这一种。尽管让男丁到军队服役的行为实际上早就被废除了,但由此产生的限定继承制度却没有被废除。限定继承地产不能空置,必须有形式上的男性服役者,如果你家里没有男性,那对不起,有关部门就会按照亲缘关系指定男性继承人。丈夫只能这样安慰班太太:过一天算一天吧,没准你还有幸死得比我早呢。因为班家没有儿子,班先生死后,像地产这样的不动产,班太太和班家的女儿无法继承。如果班太太不幸比班先生死得晚,班先生的表侄柯林斯就随时能把她和五个女儿赶出门。

这样不公平的继承法延续了很多年,让大大小小的班太太们气火攻心,引发了不少伦理公案,直到一九二五年才彻底废除。所以我们在英剧《唐顿庄园》的第一集里就能看到,二十世纪初的贵族庄园仍然要面对和《傲慢与偏见》一模一样的问题——爵爷同样膝下无子,同样只能把家业传给表亲,同样为这事搞得鸡飞狗跳。可想而知,从《傲慢与偏见》到《唐顿庄园》,这块骨头在英国人喉咙口鲠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消停。

解释了这么多,其实只是为了说明,班太太虽然性格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她的焦虑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工作,婚姻非但是头等大事,而且,用奥斯丁的说法,是“唯一的大事”,关乎生计甚至生存。姑娘们通过社交手段求爱、相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女性把高考、求职和恋爱结婚打包在一起,一战定生死,以后基本没有翻盘的可能。这样的命运其实颇为凄凉,这里头的明争暗斗也肯定十分激烈,但是奥斯丁并不打算凄凉地写凄凉,激烈地写激烈。她更愿意把整个事件当成一个笑话。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坚定地为整个小说铺上喜剧的基调。

在喜剧的基调上,班家迎来了彬格莱先生的拜访,也就是故事开头说的,那个有钱的单身汉。哪怕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喜剧的弹性也能让它变得一波三折。彬格莱先只是把拜会的时间推迟几天,说是要去城里跑一趟,班太太以为事情要黄,心里七上八下。后来又听说彬格莱很重视这次拜访,特意从城里带来了七个男人和十二个女人。班家听说有那么多女客人,倒反而更担心了,生怕这些男人都拖家带口,断了她们的念想。最后,真相大白,女客人只来了六个,而且都是彬格莱的亲妹妹和堂妹妹,于是大家松一口气。这些看起来不经意的闲笔,悄悄拉高了你的期望值。富有阅读经验的读者知道,好戏就要开始了。

大幕拉开,主要人物在舞会中一一登场。彬格莱先生有高富帅的基本配置,但他的出场好像只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参照物,因为他身边的那位男客人比他更帅更有钱,而且气场格外强大。大家纷纷传说他每年有一万英镑的收入。这位“钻石王老五”名叫达西,也是小说的男主角,你只需要读两段,就能确定书名中“傲慢”的标签是贴在他身上的。阶层意识强烈的达西,显然对班纳特家的女眷过于热情的态度和缺乏教养的举止颇为反感。

舞会上,彬格莱很快把目标锁定在班家的大女儿吉英身上。吉英的美貌、得体以及多少显得有点乏味的仁厚简直就是女版的彬格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班家二小姐伊丽莎白,也就是小说的女主角,活泼而敏感,达西的傲慢表现激活了她的自尊,也奠定了此后伊丽莎白“偏见”的基础。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模式,初见端倪。

一来二去,两家算是混熟了。然而,班家如何跨过阶层障碍,高攀上这门亲事,尤其是如何搞定彬格莱那几个刻薄势利的妹妹,班太太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以她的眼界和才智,只能打一点小算盘。于是,当尼日斐花园给班家大女儿吉英发来请柬时,班太太坚决不让她坐马车去。因为天眼看着要下雨,吉英只有单人骑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彬格莱家里过夜,这样才能给吉英创造机会,跟彬格莱相处。我们不得不感叹班太太的细密心思,她甚至考虑到此时彬格莱家的马车正好也有别的用处,没有可能及时送吉英回来。临走时,班太太对吉英说,预祝天气变坏。

结果,这一计果然奏效,并且替班太太超额完成了任务。吉英非但留在那里过夜,而且因为骑马淋雨生了病。伊丽莎白不放心,可她不会骑马,只能步行三英里去尼日斐花园探望姐姐,路上溅了一身泥,于是她们都被留在那里过了不止一夜。经此一病,青年男女们得以近距离相处,互相窥视互相碰撞,各自的性格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最失落的似乎是彬格莱先生的妹妹彬格莱小姐,她既不愿意看到门第低微的吉英当她的嫂子,也不愿意看到她自己心仪的达西先生与伊丽莎白在唇枪舌剑中增进友谊,然而这两件事偏偏都在往违背她意愿的方向发展。彬格莱小姐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击,故事在这里先埋下一个悬念。

第二部分

通常,故事在进行到特别顺利的时候一定会制造波澜,作者有责任及时安排“搅局者”。在这部小说里,这样的人物有两个。首先是奥斯丁笔下最成功的漫画型人物柯林斯先生,也就是班先生的表侄。前面已经提到,班先生一旦去世,获利最大的就是他的这个表侄。柯林斯先生新近得到一位贵族遗孀德·包尔夫人的资助,谋到了牧师的职位,顿时志得意满,他觉得作为人生赢家的蓝图目前只剩下一个角需要填补,就跑来找班太太谈判。他声称,日后将继承班家的财产,让他深感不安,唯有一个办法可以弥补,就是娶一位班家的小姐为妻。班太太指出,吉英已经心有所属,柯林斯便退而求其次,把目标瞄准了伊丽莎白。

柯林斯简直可以算是个文体家,模仿上流社会讲话写字时的矫揉造作,一转脸就会摆出一副又蠢又萌、全然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市侩嘴脸。在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拿出的撒手锏是替她算账,他说伊丽莎白名下应得的财产只不过是一千英镑存款,年息四厘,这还得等到班太太死后才能拿得到。既然如此,以他柯林斯现在的身家屈尊求婚,她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呢?

第二位搅局者是驻扎在附近的民团军官韦翰,他是整部小说里颜值最高的男性。除了外表,他用来打动伊丽莎白的法宝是倾诉自己的身世。通过他的描述,伊丽莎白轻易就钻进了一个经典的、催人泪下的叙事套路:管家子弟无依无靠,被富家少爷仗势欺凌,失去本该让他大展宏图的牧师职位和一千镑遗产,因而被迫入伍。在这个故事里,韦翰是可怜的男一号,而富家少爷就是那位傲慢的达西先生,而达西正是柯林斯的赞助人德·包尔夫人的外甥。按照韦翰的说法,达西很有可能与他的表妹德·包尔小姐结婚,把两份财产并在一起。虽然小说并没有明确指出韦翰失去的那个牧师职位是不是柯林斯顶上的那个,但至少,当这两个人物,从小寄人篱下的可怜军官韦翰和“仗势欺人”的达西,同时摆在伊丽莎白面前,我们可以想象她感受到的对比有多么强烈。

这就是一个聪明的小说家的魔术:通过对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排列组合,在有限的篇幅里给事件的起承转合,给人物的喜怒哀乐以最大的戏剧空间。转型时期思想较为先进的中产者需要对婚姻关系重新定义,他们需要在金钱和感情之间摸索平衡之道。伊丽莎白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她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柯林斯的求婚,并且发表了掷地有声的宣言:“承蒙不弃,您向我求婚,但我感情上绝对办不到。请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故意作弄你的高贵女子,而要把我看作一个说真心话的平凡人。”

然而,与此同时,她却对韦翰的故事深信不疑。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她刚刚冲着柯林斯发布过自己重视情感的宣言,所以才更需要通过同情并且信任韦翰来强化这种信仰。此时的伊丽莎白,与其说是爱上了韦翰,倒不如说是爱上了自己——一个能够独立思考、不被金钱所左右的自己。奥斯丁洞察人心的本领,由此可见一斑。

整部小说最关键也最精彩的部分就在这个阶段,横跨十五章左右。事件接连发生,人物冲突强烈。出于误会的叠加,伊丽莎白对于达西的“傲慢”形成了深刻的“偏见”。对于整部小说而言,这部分是功能强大的交通枢纽,一旦打造结实了,则前面的铺陈字字不虚,后面的发展水到渠成。我们紧接着会看到,班先生的表侄柯林斯遭到伊丽莎白拒绝后,转而追求她的闺蜜,相貌和智慧都等而下之的卢卡斯小姐,并且俩人一拍即合。与此同时,富有的单身汉彬格莱一行人去了伦敦以后,吉英与他就失去了直接联络。她试图去伦敦探望,却遭到彬格莱妹妹的百般搪塞,而伊丽莎白把这个棒打鸳鸯的责任全归到了达西头上,以至于当达西终于放下傲慢向她表达爱意时,她慷慨激昂地拒绝了。

班太太在不久前还以为马上就能结下两门好亲事,转眼间都要化为泡影。她无法明说的是,卢卡斯一家,也就是柯林斯在遭到伊丽莎白拒绝后,去求爱的那位小姐家,虽然跟他们是世交,私下里却免不了互相攀比。卢家有个爵士头衔,自从早年觐见过王室之后,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只钻营社交不好好经商,所以经济状况其实要比班家窘迫。卢卡斯小姐火速勾搭上被伊丽莎白拒绝的柯林斯,还声称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安排可靠的“储藏室”。很显然,这个储藏室就是柯林斯将要继承的班家的房产,如此一进一出,卢家和班家的实力对比当然会发生变化。因此卢家马上开始计算班先生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只要班家的财产一到手,他们再次觐见王室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这个细节奥斯丁展现得颇为含蓄,但其中的潜台词极具讽刺意味:破落贵族想要维持虚衔,就得想法掠夺他们看不起的“新钱”。

班家陷入最低谷之时,正是小说情节峰回路转的开始,这也是喜剧叙事的常见套路。之前撒出去的线被一一收回,收得有条不紊。先是达西被伊丽莎白拒绝后痛定思痛,深刻剖析了自己傲慢的思维定势:过去,他以门第和教养高低来度量事物价值,不愿意体察人情,也不屑于解释和辩白,这其实既武断又肤浅,而且似乎不够与时俱进。于是他主动写信给伊丽莎白,澄清了军官韦翰对他的污蔑——谁也没有剥夺韦翰的财产和职位,韦翰是因为自己的挥霍无度、不择手段,甚至勾引达西先生的妹妹,才给赶走的。

韦翰很快就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达西没有说谎。这一次受害者是伊丽莎白的妹妹丽迪娅。韦翰勾引丽迪娅私奔,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韦翰既不具备结婚的财力,也不想收敛拈花惹草的习性。如果丽迪娅被遗弃,那么班家的门楣就会受辱,五个小姐都要面临嫁不出去的命运。班太太呼天抢地,班先生除了生闷气什么也做不了,而达西一言不发地上了路。

他找到韦翰,替他打点一份工作,还砸下一笔钱逼他承诺迎娶丽迪娅,而且要他们答应不泄露秘密,只把功劳记在伊丽莎白的舅舅身上。可想而知,当伊丽莎白无意中发现达西的仗义之举时,她对达西的爱意会以怎样的速度骤然升温,又会怎样欣然接受达西的第二次求婚。这一刻,伊丽莎白对自己的“偏见”做出了大幅度调整。她终于看到,“傲慢”这个词也能焕发出它光彩的一面,因为达西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一个贵族的尊严——尽管从书中给出的信息看,达西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世袭贵族,更像是扎稳根基的乡绅富二代。

故事写到这里,婚姻道路上的障碍和误会全部解决。彬格莱先生与吉英久别重逢,而彬格莱小姐和德·包尔小姐在争夺达西的大战中惨败给伊丽莎白。德·包尔太太甚至气急败坏地私下来威胁伊丽莎白,她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给这段已经烧得很旺的爱情再添上一把柴。尾声是一系列欢乐的流水账,上面提到的几对男女都喜结连理,尽管日后的婚姻质量也许各有差别。

第三部分

刚刚,我们把《傲慢与偏见》的情节主干捋了一遍,不难发现,作者对于结构有非常精心的设计。主要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互相穿插照应,在推动情节的发展上各司其职,因而整个故事的推进节奏始终保持得不紧不慢。而且,这些元素都是被打散了以后融入日常对话和出行中的,所有决定人物命运的重场戏都以日常面目出现,自然妥帖。奥斯丁从来不会像她同时代的女作家那样一惊一乍。考虑到那个时代小说技术基本上是作家自我修行的产物,没有文学理论没有写作创意班,我们不能不感叹,奥斯丁对结构的自觉性,还有与生俱来的分寸感,很难得。

更难得的是,这种分寸感还集中体现在奥斯丁对主题的把握上。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奥斯丁的价值观时,仍然很难将她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体系。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可以从她的细节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伊丽莎白的思想活动,测量十八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奥斯丁就站在他们这一边。

她的笔下有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评,但我们也能发现她把人物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那些乡绅家庭的仆佣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视野范围里。她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质疑鲁莽的浪漫,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她对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敏感,让你很难在文学史上找出哪个作家比她更适合印在钱上。她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对新兴的中产者时不时犯的幼稚病和自我意识陷阱,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玩笑的机会。

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换另一个人来统一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很可能自乱阵脚,最终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文本。但奥斯丁不会。她下笔,那种戏谑的口吻,那种半真不假的调笑,都会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

我们在奥斯丁之后的很多英国作家身上,都能看到这样基于经验主义的平衡之道,这个特点深深地烙在了英国文化的基因中,很难说奥斯丁是不是这一脉的开创者,但至少是绕不过去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英国文学,理解英国人的国民性,那么奥斯丁和她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面很有用的镜子。即便只是出于功利心,想学会一点处世哲学,那么《傲慢与偏见》也比大部分名著更有实用价值。在社交关系中拨开表面看实质,这样的能力和见识是可以迁移到职场上的。当然,它最有可能引起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性直接共鸣的,还是在对待婚恋的态度上。

《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型很容易被简化成“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模式,但是这样的简化实在辜负奥斯丁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两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起来要比奥斯丁时代开明得多也自由得多,但我们是不是敢说现在的女人已经摆脱了伊丽莎白、吉英在婚恋市场上面对的压力?换句话说,当柯林斯这样的人物,满怀着优越感把一个看起来很舒适的“储藏室”端到你眼前时,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和见识,理直气壮地说一个不?只要你对这一点仍有怀疑,重读《傲慢与偏见》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总结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内容里的知识要点:

第一,简奥斯丁生活在英国小说史上的过渡时期,她几乎是悄无声息、单枪匹马地补上了这个空白,成为十八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鲜明风格前无古人。

第二,《傲慢与偏见》是奥斯丁的代表作,也是全世界知名度和流传度最高的名著之一,它透过班纳特家给女儿找婆家的故事,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人情世故和风尚变迁。

第三,奥斯丁对社会经济状况的敏感深刻反映在作品中。我们从她笔下的家长里短中可以了解很多历史文化知识,比如中产阶级的崛起,比如英国土地继承制度的变迁。

第四,奥斯丁掌控结构和节奏的能力过人,为小说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她在作品中反映的价值观影响深远,比如个人、尤其是女性如何在情感与理智、自由与规范之间寻求平衡,奥斯丁都有她独特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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